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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程武也未强行指定华成的出行路线，而仅仅是跟随华成。华成的人身自由只是受到限制，而没有达到被剥夺的程度。
也就是说，同吃、同住、同行的行为，并未达到剥夺被害人自由的程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属于案件定性不准，法律适用不当。
辩护人认为上诉人程武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够成非法拘禁罪，鉴于其目的是为了追讨合法债务，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有认罪、悔罪表现，请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缓刑。完毕。”方轶道。
方轶不想，也不敢去挑战中院法官的智商，人家也是在天天学习的，即便他不提寻衅滋事的事，大概率法官也会这么判，只不过量刑上可能不会那么友好，如此一来反而不利于程武，聪明反被聪明误。还不如挑明了，往寻衅滋事罪上辩护，让法官在量刑时有所考虑。
“现在由检察员发言。”审判长道。
“……上诉人程武为索要欠款，采取同吃同住、跟随出行等手段对被害人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严重限制了被害人的自由及日常生活，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杀的严重后果。
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完毕。”李检察员道。
“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审判长抬头看向公诉人席。
“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我们认为，限制自由和剥夺自由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且我们认为可以将严重限制自由扩张解释为剥夺自由。
上诉人程武对被害人华成采用同吃、同住、同行的催款方式长达数月之久，严重限制了华成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程武构成非法拘禁罪。完毕！”李检察员道。
“辩护人可以回应检察员的意见。”审判长道。
“根据检察员的辩护意见和回应，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非法拘禁罪表现为使被害人无法自由行动。比如非法拘留、强行禁闭、非法隔离审查等，但无论哪种手段，其特征都是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换句话说，只有达到剥夺被害人自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剥夺’与‘限制’是并列的关系，说明二者的含义不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任何解释都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更不能将限制、严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与剥夺人身自由等同。
一般来说，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施加外力于被害人的身体，使其物理上被剥夺身体自由，如被关押在某一房间内，禁止其外出。另一类是控制被害人的心理，使其不能或不敢自由移动。
本案，被害人华成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均未达到被控制而失去自由的程度。因此，辩护人认为上诉人程武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另外，《刑法修正案（八）》在一九九七年《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客观行为的规定中增加了‘恐吓’他人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程武实施的同吃、同住、同行，并实施轻微暴力和恐吓的行为，属于恐吓他人的寻衅滋事行为，应当以寻滋事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根据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诉人程武长期跟在被害人华成身边，同吃同住，华成的自由受到限制，并且为多人知晓。
华成及其家人都曾报警，在民警出警后多次要求程武正常讨债，停止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但程武不听劝阻依旧实施前述行为，导致华成自杀身亡，程武的行为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根据上述解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程武构成寻隙滋事罪。
根据上述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上诉人程武虽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罪名不认可，但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愿意悔过自新，而且上诉人程武此前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辩护人建议改判上诉人缓刑！完毕。”方轶道。
人作孽不可活啊！
在开庭前，就程武的量刑建议，方轶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如果被害人华成没有死，方轶还可以争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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