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国库券出来说事儿，只是想说明，这个时代的国民普遍不具备金融学知识。
专业人士以为的常识，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
“我甚至敢跟你打赌，你如果有空回老家的话，可以去你们老家乡下村镇里头转一转。看是不是有很多人家，依然保留了国库券。他们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们手上的国库券已经可以去银行兑钱了。”
周亮无法反驳老板的话。
这是事实。上海和他老家，距离并不算遥远，却如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一样。
这个国家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大得惊人。
王潇没有回房间。
虽然她住的是套间，会客室和卧室是分开的，但她怕进去以后，会打扰到睡着了的伊万诺夫。
可怜的家伙，在路上奔波了十几个小时，早就累坏了。
作为一个体贴的伴侣，她当然不该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
否则，她辛辛苦苦一路从莫斯科维持到现在的人设，就要塌了。
所以她选择了走廊尽头的阳台。
这里是服务员晾晒被子床单的场地，也设了咖啡桌椅，供大家休闲消遣时间。
可惜这个点儿，显然不适合晒太阳，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其他客人。
王潇没坐下，而是站在阳台栏杆旁。
早春的风裹着黄浦江的水汽扑在脸上，带着几分刺骨的冷意。对岸的浦西是一片错落的石库门与老洋房，而她脚下的浦东，却还是一片大工地。
一江水，隔出了两个世界。
“所以。”王潇盖棺定论，“起码对327国债的购买者来说，它并不是金融理财产品。1992年夏天它发行的时候，十四大还没开，而我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当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上。”
她摇头，“所以你不能因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你在上海上了七年学，便身边即世界，就要求全国老百姓明白国债的金融产品属性，在1992年夏天购买它就是为了做理财投资。”
唐一成差点儿没笑出来，因为周亮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已经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但即便如此，后者的胆儿居然还肥的很，愣是凭借专业人士的骄傲，在老板面前强调：“可是说一千道一万，也不能改变国债就是国债的事实，它依然是金融产品。”
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荡过江面时，和工地上打桩机同步砸下重锤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对峙。
王潇摇头，再一次强调：“不，你的理解太过于教条主义。因为1992年的国债发行过程，就不是一个金融产品应该有的方式。”
为什么呢？因为卖不掉，没人买。
跟30年后国债被当成稳妥的保值方式，市场反响火爆不同，90年代初的国债是真的乏人问津。
早春的风吹得绳子上的床单被套簌簌作响，鼓起的被单仿佛即将远航的帆船。
“正是因为国债发行不畅，所以国家才引入发达国家的交易方式，推出期货合约，好让国债更具流通性和价格弹性，能吸引投资者。”
王潇看着周亮，一字一句，“你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国债发行方为了完成任务，会采取什么手段推销国债。”
什么手段呢？周亮还真知道。
这不是什么秘密，强行摊派国债和当年强行摊派国库券一样，是正大光明摆在明面上的事。
“1992年，哪些人会购买国债呢？”王潇叹了口气，看着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猜测道，“大概不外乎三种人，一种就是纯粹为国家做贡献，不在乎最后什么结果；一种是被强行摊派的，捏着鼻子吃了大亏；还有一种是你所说的投资者。”
她抬起三根手指头，又落下了食指和无名指，“我猜，第二种人占大部分。”
对，就是这么的残酷。
残酷到1993年，国家甚至直接出台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再向老百姓摊派证券。
“基层政府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中央对此心知肚明。这种可以说是应用行政手段进行的摊派的销售行为，你能说他们的购买者是自己选择投资的吗？”
周亮哑口无言。
显然不是啊。
这也是他对国内证券市场相当诟病的一点，行政干预太多。
都已经改革开放十几年了，搞的还是以前的那一套。
王潇又反问：“既然都不是自己选择的市场行为，那又凭什么让被摊派的购买者，去承担国库券的利息比银行同期存款低好几个点的损失呢？”
“对！你们算的很清楚，1298的保值贴补率，会让财政部多掏大约16个亿。但这不应该吗？”
王潇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既然当初买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通过行政手段才推销出去的；那么现在财政部又凭什么不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去弥补购买者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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